2024年底，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，多位学者围绕新大众文艺展开讨论。其中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《民族文学研究》副主编刘大先谈到数字技术给文学艺术带来的影响与挑战。如媒介技术给文学带来一场“全面革命”，其中蕴含着新的人文取向，即“让文学回归到生活之中，与具体的生活发生密切关联”。
刘大先曾在一个山中羌寨经历了“数字技术改变文化生活”的具象化时刻。那是2021年至2022年他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(简称“北川县”)挂职副县长期间，一个冬日，他在该县石椅村偶遇村民杀猪，举起手机拍照时，一名看起来约70岁的老妪说，“发个抖音，杀年猪”。刘大先有些惊讶，“这样犄角旮旯的山里小巷，这个年纪的老太太都知道发短视频，可见新传媒能量巨大”。
刘大先(中)与北川羌寨的居民。 受访者供图
刘大先将这个小插曲及挂职经历写进了《去北川》。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去年4月出版，市场反响很好。看到销量数据，刘大先感受有些复杂：“我以前出版的10余部学术著作，都卖不了这么多。”
刘大先是资深文学评论家，搞长篇“文学创作”是头一回。他笔下的北川故事打动了许多人。有读者在网上留言：“读完这本书，会让人想去北川，去见见那里的人。”
这正是刘大先想要的效果。“挂职一年，要说能给当地做多大贡献肯定是谈不上。挂职期满后还能为北川做点什么？我想，那就写本书，让没到过北川的人们了解这个地方。”
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，也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后唯一异地重建的县城。挂职期间，刘大先走遍北川下辖19个乡镇，记录下自己经历地震、洪水和泥石流，以及行驶中的车子自燃等惊险时刻，并解答了他初来乍到时想问的问题：这里地质灾害频发，为何不能以“搬家”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
这次写作，文学与具体的生活发生了密切关联。作为评论家，刘大先曾提出，进行新时代乡村书写，最关键的是对人的塑造，让乡村的主体自己言说自己。作为创作者，他践行了这一点。《去北川》中，深入观察并参与建设的“我”，为了工作“头发整脱脱，背背整驼驼”的基层干部，质朴、坚韧、追求更好生活的普通人，所有人的言说，为“北川何以成为新北川”提供了清晰的答案。
动笔之初，刘大先将这次写作定位为“有用的写作”：一方面，从学者角度介绍北川相关历史地理知识；另一方面，根据挂职期间工作经历，围绕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、文旅开发、产业发展等，记录个人视角的观察与思考，也分享一些实践经验。
他发现一些传统习俗在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已不多见，而是出现在一些节日庆典、文旅活动中。比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的“羌年”，这是羌族的传统新年，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庆典。“这原本是一个庆祝丰收、娱神娱己的节日，在羌寨内部小范围庆祝。如今羌年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，庆祝方式依然是祭祀、载歌载舞、分享食物，但外地游客也能参与进来，羌寨居民煮的几大锅羊肉，来者有份。”
传统文化在变化中得到传承。前述“杀年猪”所在地石椅村，被打造成旅游目的地“石椅羌寨”，传统民俗展演吸引了大批游客，村中住宿餐饮行业蓬勃发展。
此外，北川根据大禹的传说和祭祀大禹的古老传统，打造“大禹故里”品牌和“少年禹”IP等。这些举措，刘大先参与其中，也写在了书中。
传统村落在变化中焕发新的光彩。“传统就是日常，它随着人的生活需求发生变化。如果传统文化不能同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关联，就不会具有绵长深厚的生命力。老百姓并不在意所谓‘地道’，他们看重的是传统的东西能不能融合到当下的生活中，给自己带来便利或利益。所以，我们做保护传承的工作时，千万不要进入曲高和寡、阳春白雪的想象中。”刘大先说，“《红楼梦》诞生的时代，小说还是引车卖浆者看的，不登大雅之堂，如今它被奉为经典，这就是变化。我们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在某个阶段性文化样态中，应该敞开胸怀，拥抱新变化。”(完)(《中国新闻》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)
